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谈论格非的三部曲,“历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词汇。

这三本书读下来总有一中疏离感不断出现。在栩栩如生的现场气氛之外,我还常常觉得故事退到了远处，生活丧失了紧迫性，人物和各种景象之间的比例改变了。

通常的阅读经验表明,人们总是尾随主人公沉湎于故事的纵深,或喜或乐,或惊或怒;但是,三部曲的阅读不时把我抛到故事边缘,仿佛与故事核心存在某种难以弥合的距离。

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擅长设计出各种手段中断情节的紧张性,制造某种疏离感。

例如，《红楼梦》飘渺的太虚幻境,《安娜・卡列尼娜》多次现身于安娜梦境的那个俯身于铁器的胡子蓬松的老头儿。这些意象无一不是把故事悬搁起来,设计另一个高悬于故事上方的视点。这时，人们可以像上帝那样后退一步，从某一个高度看到宿命的轨迹。格非也是这方面的能手。还是先锋小说群落的一员时,他就善于抽去各种故事的重量,使之产生“如真似幻”的感觉。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三部曲产生疏离感的原因显然与先锋小说不同。

如果说，先锋小说的疏离感源于当时的某种哲学考虑,那么,三部曲的疏离感源于格非如何与历史对话。无论是高调的革命年代,还是后革命转入的实利主义时期，格非均是打发一些边缘人物充当主角。所以,所谓的“主角”并不是指他们成为历史事件的轴心，而是指他们成为叙述学的轴心一这些边缘人物提供了叙述历史的视点。

置身于边缘叙述历史,这就是疏离感产生的重要原因。

《人面桃花》之中的秀米是一个富家子弟，由她主持的革命显现出一种奇怪的性质一她与传统的革命主角具有很大的不同。她的革命不是从贫穷、饥饿和反抗开始,继而获得政治信念教育、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以及各种殊死搏斗,她的革命更像是书生意气、奇遇、畸恋、乡村版乌托邦思想混杂的产物。小说没有具体地交代她如何卷入革命，秀米东渡日本的情节隐在幕后。

秀米显然没有成为职业革命家。革命失败之后,她寄居在自己的老宅子里,哑口无言地生活了十来年后去世。这么说或许更为准确一些:秀米仅仅是按照自己的线路卷入革命的某一个局部，短暂地绕了一圈之后就被甩了出来。尽管如此,《人面桃花》利用秀米的人生阅历联结这一段历史。秀米的家庭关系、秀米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动、春梦、革命党人张季元与母女两人的性关系、张季元日记的持续影响、秀米对于母亲和“小东西”的情感..这一切占据了叙述焦点的时候,所谓的革命退到了远处,而且仅仅片断式地显现。或者可以说,秀米这种人物在巨大的革命洪流之中始终是疏离的、落落寡合的,她的所作所为带有某种梦游式的恍惚。人们当然要考虑到，这种叙述方式隐藏了格非进入历史的姿态和想象方式。

《山河入梦》之中,这种落落寡合和梦游式的气质被主人公谭功达县长，即秀米的次子继承下来了。通常,谭功达的身份应当成为革命的弄潮儿。身为一县之长，,主持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新农村建设,他是真正的主角。然而,浓重的小资产阶级气质使谭功达无法担当如此重任。他迷迷糊糊,疏于人事而耽于幻想,怜香惜玉有余而当机立断不足,不仅在各种“恋爱”事件之中节节败退，而且在勾心斗角的权力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撤职之后不久就进了监狱,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

谭功达的性格我总感觉与《红楼梦》的贾宝玉存在某种相似。

但是,贾宝玉那种公子哥儿式的缠绵与革命的血与火、铁腕手段与雷厉风行格格不入。所以，谭功达注定没有好下场。当然，这同样是一个有趣的谜团一这种人物怎么可能出任县长之职?如同秀米如何参加革命一样，谭功达县长身份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得到清晰的交代。

小说之中间接地暗示他的新四军出身，而且得到了某一个当权的领导护佑,这并没有解开谜团。血雨腥风的战场上,浓重的小资产阶级气质只能是一个刺眼的缺陷。县政府内部，谭功达从未树立一号人物的权威，办事员、秘书都敢向他使小脾气,遑论那几个副县长或者办公室主任了。

到了《春尽江南》，我们的主角谭端午作为诗人的激情已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件之中耗尽，现在相当程度地游离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之外。他可以退出生活,站在旁边发表一些局外人的反讽性感想;当凡俗的生活过于麻烦或者令人厌恶的时候，他也可以及时地抽身而出,转过脸去表示没有看见。“旁观者清”,局外人的视点往往产生独到之见;另一方面，局外人的视点也可能回避了深刻的内心矛盾乃至精神分裂,例如,不得不违心地从事一些自己所不愿意承担一甚至是所反对一一的工作。无论如何,诗人还是保留了站在时代之外指手画脚的习惯。

或许可以说,谭端午的先人一谭县长、秀米，甚至还可以追溯到秀米的父亲陆侃一身上无不存在某种诗人的激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乌托邦理想的热忱。桃源图、花家舍、联结家家户户的走廊或者挖掘运河的设想，无一不是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各种现实翻版。他们如同飞蛾投火一般地扑向这个理想，哪怕被视为不可理喻的疯子。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诗人气质。诗人总是从不尽的日常琐事之中抬起头来，仰望那些不可企及的东西。然而,到了谭端午这个时代，乌托邦理想已经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摔了下来,成为一地的碎片。污染的水源、遍地垃圾、无数可耻而又不得不为的交易、形形色色的流氓地痞，还有一些似乎比现实主义者还要清醒的精神病患者。对于力不从心的谭端午说来,所谓的乌托邦理想已经完全解体。除了躲在家里听一听古典音乐或者发表几句机智而无用的牢骚,他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如同他的一个个先人,诗人又被这个时代抛出来了。

三部曲的全部爱情无一不是以悲剧告终。

主人公都是在沦落为历史局外人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爱的是谁;可是,就是在主人公意识到爱的是谁之后，他们再也不可能与爱人晤面。秀米的张季元已经死于非命，谭功达的姚佩佩被缉拿归案，谭端午的庞家玉上吊身亡。血腥、绝望和心如死灰之后,爱情的来临如同枯木逢春，这至少赢得了人生的一个局部;可是，短暂的梦幻之后是更为空旷的悲凉。这些阴差阳错的爱情注定得不到大团圆的结局,一己的秘密情感空间再度失守,背后空无一物。

这时,人们不得不从一百多年的历史背后聚焦到若干悲凉彻骨的人生。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

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